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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总医院的一隅陈列着各种历史荣誉,包括全美第一的排名,看着让人安心)
赴美后的第二天,我就在媳妇和盛诺当地员工的陪同下去了那家哈佛附属医院。由于刚在国内做了化疗就去,我身体很差,走个两三百米就喘得不行。到了医院,坐下缓了好一阵,推车走来一位白人护士,很温柔地问我们“要不要吃点什么”?推车上摆着饼干、饮料。虽然我没有心情吃,但是很惊讶于有这么漂亮的护士和这么好的服务。
医院很大很整洁,连卫生间也是干干净净,让媳妇感叹“这保洁是怎么做的”。诊疗区很安静,由于全是预约制,病人很少,大厅就4、5个病人,反倒显得工作人员很多。不管是医生、护士见到我们,都会递来一个温暖的笑容,有的还会用中文说上一句“你好”。
(医院内景,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人……)
在国际部办完注册,采血,半个小时后终于到了大名鼎鼎的A医生的办公室。推开门,A一见到我们就立刻站起来,走过来握住我的说:“Hello, Dr. Li(你好,李医生)!”
这一点让我感触颇深。在国内,病人见到医生多半毕恭毕敬,极少有医生会站起来主动迎接病人(包括我也是这样,病人太多,哪有这样的功夫)。
自从这天起,每次见面A都会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叫我“李医生”,认真的表情常常把我和媳妇都逗笑了。每次结束,他还给我深深的鞠个躬,我连忙也回敬一个,心想这也太客气。
(A医生的诊疗室,不大,但“五脏俱全”)
一坐下来,A医生开始详细询问我发病以前和治疗以来的情况,对国内的化疗方案予以了肯定。尽管国内化疗实在痛苦,但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随后,我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最关心的问题:“我能活多久?治疗的可能性有多大?”A笑着说:“你的生存期多少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你有很大希望能治疗。”
“下一步怎么治疗?”我问。
“已经找到EGFR19基因突变,口服靶向药最有效。”他很肯定地说。
为了打消我的顾虑,A医生又为我专门约了一位胸外科医生,讨论之下确定按A医生的方案先实行靶向药物治疗,剩下的原发病灶再行手术。
在整个看病过程中,当我问到无话可问时,美国医生最后还会来上一句:“Do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还有问题吗?)”作为医生的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医院、医生、病人就应该是这样“三位一体”。医院有好的设施,医生爱护病人,病人尊重医生,正向循环,这样才有良好的医患关系。
有药才是王道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药,可就是要命的事情。这会儿才知道:美国针对各种基因突变的药物有10多种,每年还有新的药物不断上市,但我国只有4种,最新的都是美国5年前上市的“旧药”。
作为医生+肺癌患者,普及一下关于肺癌治疗的知识。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2000年以前,治疗方式主要是手术、放疗和化疗。对于晚期肺癌患者,一般化疗的有效率只有20%-40%,平均生存期也就1年左右。真正改变肺癌治疗的是靶向药的问世,被称为“开启了肺癌精准治疗的新纪元”。美国的医疗数据显示,使用靶向药,晚期EGFR突变的肺癌患者有效率可达70%-80%,平均生存期为2-3年,一些患者的生存期达到5年以上。
自2003年以来,美国肺癌靶向药已经发展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而目前我国还停留在第一代,一旦发生耐药,病人就无药可用。此外,美国在2015年还批准了2个肺癌免疫药物,即PD-1抑制剂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而免疫药物是目前医疗界公认的最有希望彻底治愈癌症的治疗方法。
不少媒体曾经报道过,由于复杂的审批流程,国外新药进入中国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而重症病人根本等不起……
终于在11月6号早上,我口服了第一片阿法替尼,这是2013年年底美国上市的,国内还没有,专门针对19号基因突变。
腰疼,竟然是好的征兆……
想起国内化疗时的痛苦,吃药前我详细询问了副作用的问题。如医生和护士所说,吃了一个星期,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脸上、胸部和背部一些地方长了皮疹,脚的两个大拇指甲沟炎,轻微腹泻。
两周后,有一天我感觉腰特别疼,当天就去见了A医生。没想到他很高兴,说这是好变化。“你脊柱上的病灶缩小,会有空洞,在支撑你身体重力的情况下,你会疼十天左右。”
这家伙真准,我就疼了差不多两周,每天吃止疼药。针对止疼药的副作用医生也开了药,我心理上踏实了许多。
身体的改变很明显。我们住在医院附近的盛诺公寓,周围就3、4栋楼。开始,我连绕着这几栋楼走一圈都不行,慢慢地我不仅能绕上一整圈,后来还能沿着附近的查尔斯河散步。再后来,我每天在河边能跑上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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