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住死亡的人

嘻嘻哈哈

撰文／ Larissa MacFarquhar
译者／胡敏
来源／纽约客

临终关怀护士的工作很特别，得以与死亡打交道，可以在患者及其家庭最脆弱、最需要帮助时给予支持。

希瑟是一名临终关怀护士，服务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南区的几个街区。通常情况下，她有 16 至 20 位病人，她每周去病人家里拜访一次。有些病人相识短短几天后便过世了，有些则会相处好几个月得以变得熟络。希瑟觉得她的工作就是帮助患者为人生最后一段航程做好准备，并陪伴他们。

希瑟并不像医院里的护士那样忙忙碌碌，她有时会刻意让自己不那么匆忙。很多时候她去拜访病人，其实没有太多事情要做，她的日常工作是查看病人的生命体征，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药品，询问旧症状是否好转或消失，有没有新症状出现。这些事情动作快些五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不过希瑟对病人的拜访通常要持续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有时她也需要处理一些复杂的医疗状况，有时她做的事情则与医疗护理毫无关系，更像是出于一种关怀，她帮病人打扫房间，为他们加热晚餐。

即便当天无事可做，她也会尽量待久一些，坐在病人旁边，陪他们聊天，检查身体时拍抚他们以示亲近。她知道，有些病人期待她的探望，将之视为一天中最高兴的事，尤其是那些无法下床的病人。照顾病患的家属也期待见到她，他们希望有人出现，带来一些新鲜的气息，让他们得以在日复一日沉重的琐碎中抽身出来，松一口气。所以希瑟从不匆忙从事，她总是慢慢的，坐下来和患者聊天，尽量将时间拉长。

通向死亡的道路很复杂，有可能漫长得让人困惑，觉得看不到头，有可能始终伴随着孤单与身体的疼痛，可能会让你意识到尊严有时不过是一张经不起风雨的纸片，生命力往往在病痛长期折磨下所剩无几。如果有一个了解死亡并与之长期打交道的人陪在身旁，日子会好过很多。

临终关怀照顾病人，也照顾其家庭，照顾患者身体的同时，也给予心理及精神上的支持。临终关怀是一个团队协作，在这个团队里，社工、丧礼顾问、音乐治疗师、牧师各司其职，又时常沟通以便更好地帮助患者。尽管如此，大多病人还是不愿接受临终关怀，因为他们认为临终关怀无疑等同于死亡判决，意味着宣布治疗无望。只有当医生确定，你的生命只剩下不到 6 个月的时间时，才能被纳入临终关怀的范畴。


一


卡梅拉的家在靠近海边的一条安静的街道里，大门通向长长的走廊，走廊左边是光线不太明亮的客厅，摆放着精致的雕花镀金椅子，墙上挂着不少与耶稣有关的画。这座房子是她的丈夫在 1972 年建造的，她的丈夫几年前去世了，目前卡梅拉独自居住在这里。希瑟去看她时，她正穿着粉蓝色的羊毛浴袍，踩着一双舒服的拖鞋，头发用白绸带扎在脑后。她让希瑟帮她把鸟笼子拿到厨房，里头住着两只上蹿下跳的小鸟。

「我觉得头晕」，她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血压问题。」

「你的血压很正常，」希瑟说。她把随身携带的医疗包放在厨房的地板上，然后在餐桌前坐下。「你什么时候觉得头晕，吃药前还是吃药后？」

「吃药前。」

「那就不是血压的问题。」

「我一直都在琢磨我自己，」卡梅拉对希瑟说。「我没有干命中注定要干的事儿，我想当一名护士来着，但是我母亲不允许。」

「那个年代不太好违背母亲的意愿。」

「是啊，不过我没有要她给我选的男人。」

「好主意！」

「可能她选的比我选的要好得多，我选的简直是个疯子。」

希瑟笑出声来。「不过他为你建造了这所漂亮的房子。」

「这倒是，他是个水管工，房子里所有的管道都是他自己搞定的。」

上世纪 20 年代，卡梅拉的父母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搬到了布鲁克林，他们开了一家糖果店。积攒了一些资本后，又举家搬到海边开了一家寄宿屋，租客主要是在附近游乐园工作的表演者。卡梅拉回忆，那时候周遭一片荒凉，房子后面只有海滩和杂草，到处都是土路，房门口简直是杂草的乐园，草有大半个人那么高。

「我母亲非常精明，」卡梅拉告诉希瑟。「她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做一些资产投资。她的英语很差，但是她有一个聪明的脑袋瓜。我妈妈看重每一分钱，我也是这样，它们是通过卖糖果积攒来的，是一分一分的累积，所以对再小的钱我都会给予尊重。」

希瑟从医疗包里拿出温度计和血压计。

「我这一生经历了很多，」卡梅拉说。「我并不看重一个人读了多少书，经历才是最好的老师。」

「确实如此。」

希瑟将体温计放入卡梅拉的口中，并将血压计的绷带绑在她的胳膊上。

「血压相当好，高压 140，低压 70。」

「人得有幽默感，真的，」卡梅拉说。「要是我能把幽默感打包装进瓶子里，我肯定特别富有。」

卡梅拉罹患癌症。2012 年当飓风桑迪来袭时，她还因为抬举重物得了疝气。她知道自己不该抬举重物，可是大半个房子已经淹在水里，而她又自己一个人住时，她没有其他选择。

她有一只小狗陪伴她，但是她再也抱不动它。希瑟拿出听诊器，先后听了卡梅拉的胸腔、后背、肚子。

卡梅拉觉得她天生就该是个发明家，不过总有人想到她所想的并将其付诸实践。几年前她梦想有一间玻璃房子，之后得知有人建造了它。她想到了一次性尿布这个点子，不过有人发明了它。她想要图案漂亮复杂的床单。

「我想要睡在一张铺满玫瑰花瓣的床上！」她说。

「你是如何为癌症祈祷的？」希瑟问。希瑟是一名基督徒，不过她很少谈论自己的信仰，除非病人问到，或者她确定病人也是基督徒。

「我祈祷了一大堆，乱七八糟地什么都说，」卡梅拉说。「上帝对我说，别再喋喋不休了。耶稣一直在我的心里，伴我经历了许多不好的事。我失去过两个孩子，两个女孩。我对上帝说，我并未感觉到失去，我将两个天使送到你那里，我从不觉得孤单。有一次我在云里头看见上帝了，那一刻我真希望我手里有相机，他的眉眼、胡子看得真真切切。」

希瑟已经在卡梅拉家里停留了 75 分钟，她需要离开了。

「爱你！」卡梅拉说。

「我也爱你。」


二


桑德拉太太正坐在病床上，病床紧挨着她家里的床，病床的另一边，在床与衣柜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挤满了静脉注射管以及各种药品。被死亡牵起的生活碎屑并不好看：各种药品、纸巾盒、一次性床垫、静脉注射管、导管、粪袋、氧气罐、绷带、无菌手套以及废纸篓里用过的纸巾和遗弃的包装袋。桑德拉夫人的床上铺着一张印满玫瑰花的床单，挂钟悬在床对面的墙上，滴答作响。

桑德拉太太留着灰白的短发，耳朵上带着环状的小耳环。几年前她从阿尔巴尼亚东南部小城移民到此。目前她住的区域内有许多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和俄罗斯移民。她能说一些英语，不过今天她实在太累了不想说英语，叫来二十多岁的女儿充当翻译。

「她觉得体内有两个人，」女儿说。「应该是药物引发的错觉。」

「是时而一种感觉，时而另一种感觉吗？」希瑟问。

「不，她感觉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桑德拉太太不喜欢脑袋不清醒，她习惯了默默忍受身体的疼痛，除非实在受不了才服用止痛药。她的坚持意味着她不得不一直处在被疼痛折磨的郁闷中。

她的家人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吃中饭。桑德拉太太过去常在客厅活动，不过这些天她很少下床了，因为走路实在让她太累了。客厅的电视正在播放一个巴尔干新闻节目，桑德拉太太对此毫无兴趣，她觉得电视太无聊了。

希瑟坐在床边给桑德拉太太量体温、检查她的脉搏。她在房间里缓慢走动，来回于床和医药包之间。她用一个小手电筒照向桑德拉太太的嘴巴查看她是否有鹅口疮。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你，」桑德拉太太对希瑟说。

「大家都会生病，」女儿不耐烦地说。「你很快会好起来的。」

「大夫说我只能活一个月。」

「不过他也没有十分确定。」希瑟说。

「大夫说的是个把月，」女儿说。

「你看，」希瑟说。「他说还有个把月，不是一个月。别老盯着时间，多想想你的家人，还有你已经拥有的。」

「为什么大夫要说这些？」女儿生气地说。「在我们国家，大夫肯定不会这样说。」

桑德拉太太之所以白天特别疲惫是因为她晚上根本无法入睡。噩梦纠缠着她，她总是在凌晨惊醒，然后睁眼挨到天亮。每天晚上她都担心自己明天会死去。她服用阿普唑仑（一种助眠、抗焦虑的药），但并没有效果。她的家人生怕和她谈论病情，因为他们相信谈论这些只会让她状况更糟。希瑟劝家人多和她聊天，对她会有帮助，家人觉得还是少谈为妙。

「你想见牧师吗？」希瑟问。

桑德拉太太笑了下。「我没有气力见他们。」

希瑟紧挨着桑德拉太太坐下，握着她的手。她们谈论吗啡的使用量。如果药物让桑德拉太太脑袋不清醒，可能她应该降低桑德拉太太的吗啡使用量。希瑟觉得改用利他林可能会让她在白天更有活力一些，可以多与家人互动，她给临终关怀医生打了电话并给出建议。

一只小猫从起居室走进来，跳上床，沿床头栏杆绕来绕去。希瑟得离开了。桑德拉太太伸手环住她的脖子，希瑟同她吻别。


三


当希瑟第一次走进患者家，她知道她即将面临的是一个自己一无所知且复杂的局面，所有的矛盾可能已经被激化，推到了最后的危机点。她对首次拜访格外警惕，倍加小心，她观察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嗅到因争论谁该付出更多而引发的紧张气息，觉察到环绕着该如何照顾好病人而生出的永无止息的焦虑、痛苦、困惑。

有时病人家属会嘱咐她，不要提「癌症」、「临终关怀」这些词，她对此表示尊重。有人觉得不要将诊断结果告诉病人，否则病人会惊吓过度，加速死亡。希瑟反倒觉得家庭成员最好对死亡及与其相关的话题抱有更开放的态度。不过如果当事人不接受她的观念，她也不会强求。

她有过一位 60 来岁，来自东欧的病人，他的家人嘱咐希瑟不要在他面前谈论「癌症」，因为患者并不知道他得了癌症。有一天临终关怀医生来访，希瑟虽然将家人的嘱咐告诉了他，但他显然是忘记了，他不经意且频繁地说起「癌症」这两个字，希瑟眼睁睁看着这位病人的表情由生动变为恐惧，进而陷入迷茫，就像瞬间丢了魂一样。关于癌症，没有人旁敲侧击地提示过他，他被吓坏了，不久之后去世了。

有时病人的子女会落入纠结之中，他们因自己无法挽救父母而生出深深的自责与愤怒，他们不愿面对事实，对希瑟近乎苛刻，要求她付出额外的时间与精力，给父母用更多药物，好像唯有如此才能逃避内心的负罪感，证明自己的努力。或者他们本身只是攻击性比较强的人。

有时病人子女会因为相反的原因而谴责希瑟，比如用药太多，将危险的药物留在房间。

有时几乎碰不到理性的病人家属。希瑟一位病人的女儿坚持认为阿尔巴尼亚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当一位阿尔巴尼亚护工来访时，这位女儿急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叫：不要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走开！希瑟看到的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丧失理智的人。

有时病人的子女（通常是女儿）会陷入父母病痛的苦痛中不能自拔。此时希瑟觉得自己照看的是两个病人，而不是一个。如果母亲是焦虑、易怒的，女儿通常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女儿们通常会放弃自己的人生，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垂死的父母身上。希瑟会格外提醒同一团队的社工人员留意这些子女的状况，因为他们更不容易从丧亲之痛中走出来。

有时病人想要告诉希瑟他的人生经历，毕竟向一个陌生人述说个人经历要更轻松一些，反正希瑟不是他的治疗师，或者仅仅因为他需要有人倾听。也有些病人从不谈论自己的过去。
希瑟觉得她的工作就是帮助病人减少各种类型的疼痛，她增加药物的用量使得病人好过一些，但是她不可能时时刻刻陪伴他们，而最可怕的画面常常出现在晚上：不好的经历在深夜从记忆里汹涌而来。

有的病人无人探望，希瑟观察发现这些病人通常是比较冷酷的人，他的家人为了避免受到伤害而拒绝与他来往。这些病人自以为已经做了些许改变，但是他们的家人依旧不愿意与他们联络。一位女病人曾经对希瑟说，她知道自己是个邪恶、小气的人。但是她并不做出任何改变，她没有朋友，她的孩子从来不来看她，即便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这些病人通常会孤独而愤怒地死去，他们埋怨别人，指责上帝。


四


希瑟在牙买加长大，父母都是啤酒厂的工人。她的父亲并没有和母亲住在一起，不过常来看望他们并提供赡养费。「我觉得我妈妈一定很伤心，」希瑟说，「她很爱我爸爸，他们原本要结婚的，后来没结成。」之后希瑟的妈妈做起了裁缝，后来又搬到布鲁克林当保姆。她的雇主资助她，帮她获得了绿卡，生活安定后，她将小孩一个个接到身边。

希瑟 11 岁时，大哥死于车祸。22 岁时，另一位兄弟溺水身亡。她的侄子，长姐的儿子，在 14 岁时溺水身亡。另一个侄子，他哥哥的儿子，死于车祸。几年前，她 11 岁的侄女也溺水身亡。希瑟的家庭从来不谈论家里发生的诸多意外死亡。不过希瑟最近开始意识到这些死亡冥冥中可能与她的职业选择有某种关联。

她一直记得幼年时的一段经历。那时她正在牙买加读高中，一天她走去体育场和同学练习网球，她看见一位母亲背着一个小婴儿。当希瑟靠近他们时，她从婴儿的眼睛判断出他已经死亡。这位母亲边走边哭，但从她背婴儿的姿势来看，她好像并不知道婴儿已经死亡，她看不到他的脸。她走向母亲，告知实情，之后陪这位母亲去了警察局直到警察到来。她并不害怕死婴，只是感觉到这位母亲需要有人陪伴直到处理这件事的人到来。

高中毕业后希瑟来到了布鲁克林，那时她 19 岁，这是大概 30 年前的事了。她原本打算去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并成为一名老师，她喜欢诗歌。但是她在读圣经时，遇见了这段经文：「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不过她发觉护理工作确实很适合她。通常从护理学校毕业的护士会去协助完成外科手术，这似乎是这份工作最大的荣耀，但是希瑟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选择做家庭护理。她想以自己的方式照顾病人，而不是从一台手术到下一台手术，从一个肢体到下一个肢体，给这个人进行静脉注射，给那个人抽一管血，几乎注意不到他们是哪位病人。

希瑟觉得她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疗愈，但是她并不想成为一名谈话治疗师，她想要彻彻底底地照顾一个人。她知道有人觉得相比精神而言，身体并不重要，但是她相信上帝创造身体是有原因的。她想要清理一个伤口并看着它痊愈，虽然对临终关怀而言并没有痊愈一说。她想让病人在一段时间里感到舒服，或至少在她打针时不会觉得疼痛。有时人们会因为她手法轻柔而感谢她，告诉她她有一双温柔之手。她意识到无论治愈与否，温暖的肢体接触对人来说非常重要，在成为护士之前她从未意识到这点。

「我从小与我的父母没有太多肢体接触，」她说。「在加勒比地区，大多家庭都是这样，而并非是我对这些家庭的刻板印象。我知道父母爱我们，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不是拥抱你，而是为你准备一日三餐，为你洗好衣服，把你照顾好。」

「当我的母亲要过世时，我和她一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想要找寻一种拥抱的感觉，一种与母亲身体相连接的感觉，但是当我和妈妈躺在一起时，我找不到这种感觉。」

「我相信每个小孩小时候一定获得过许多拥抱，但是长大后就不太想要过分亲密了。我其实记不清自己到底有没有被母亲温暖地拥抱过。你知道我的母亲怎么表达对孩子的爱吗？如果她去超市，她一定会为我们买点什么东西。我从来不怀疑她的爱，但是被人拥入怀中的感觉，我确实不记得了，我想我得问问我妹妹。」


五


玛丽与女儿芭芭拉及其丈夫、两只小狗居住在一座白色的两层小楼里。过去玛丽睡在楼上，如今她患有关节炎、心脏病和痴呆症，她不可能再上楼了，芭芭拉将她的病床安置在了楼下的客厅。客厅的墙壁是淡蓝色的，靠墙摆放着一张沙发，沙发上盖着一条撕破的被子，一只小狗躺在那里。散热器靠着另一面墙，上面堆放着许多圣灵的雕像和放着假花的花瓶。客厅内还放着一张展示柜，柜子里摆放着各类瓷器杯盘、精致的玻璃制品、瓷器动物模型。

玛丽很少说话，不过她常常因痛苦而哭出声。晚上她常常难受地靠在床边，弄得自己青一块紫一块。

「你好，玛丽」希瑟站在床边对她说。「你感觉怎样？」她握住玛丽的手以示问候。

「她吃得怎样？」希瑟问芭芭拉。「她今天吃东西了吗？」

「就三勺。」

「就这些？」

「之后都吐出来了。」

「昨天呢？」

「昨天早上和下午还好，但是晚上一睡不醒。」

「没有吃药？」

「什么都没吃。她根本醒不来。我给她戴上氧气，觉着这样会让她舒服点，她一直都没有把氧气管摘下来。」

「她已经放弃战斗了。」希瑟忧伤地说。

芭芭拉曾经在华尔街的一家图书馆工作，目前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已经很少出门了。希瑟劝了她好几次，让她找个人来帮她，至少每周能有几个小时喘口气，有许多免费的临终关怀服务，都被芭芭拉拒绝了。她不想陌生人来照顾她母亲。

「我母亲对我很好，」芭芭拉说。「我四岁时就得了糖尿病，她一直细心照料我。我们俩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玛丽成长于大萧条时期，他们家从意大利南部移民到此，家里有 9 个孩子。她的父亲是个酒鬼，从不工作。她的母亲给人看门，也洗尿布挣点补贴，不过 40 多岁时就中风了。玛丽 16 岁就开始出来工作，在一家制造垫肩的工厂打工。二战期间服务于一家飞机零件制造厂。她的父亲是一家造船厂的工人。

「她便秘太久了，」希瑟在给玛丽检查身体时说。「我得让她排便。」

「那她得遭点罪了。」

「玛丽，我需要让你排便，你可能会有点难受，很抱歉。」

希瑟戴上橡皮手套。帮病人排便是她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她并不介意，能排便确实会让病人舒服很多，并且这并不算她日常工作中最难忍受的部分，要知道腐烂的伤口可比大便难闻多了。在处理腐烂的伤口时，有好几次她需要起身避开以免病人家属看到她捂嘴呕吐的样子。

玛丽敲着床头，但她似乎并不难受。

「她没有叫出声来！」芭芭拉高兴地说。

「她只是太疲倦了。」

希瑟洗完手之后回到床前。

「你还好吗？」她问玛丽。「有没有一点疼？」

玛丽做出一个 OK 的手势，继续敲响床头。

「很好。」


六


病人们常常问希瑟他们还剩多少日子。她通常不会马上回答这类问题，她问他们自己是怎么感觉的，并且在心里揣测他们能接受的答案。当病人进入临终关怀机构，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做了足够的战斗，但是心里仍不甘心。他们不想去死，还想挣扎，只不过他们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新一轮的化疗、放射或其他任何治疗手段。他们不得不进入一个令他们感到害怕的陌生领域。有的病人害怕走路，以免摔倒。有的害怕吃饭，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虚弱的身体消化不了那么多食物。有的害怕睡觉，因为怕睡着后再也无法醒来。病人家属曾经告诉希瑟，一位病人刚刚睡着，五分钟后立马惊醒，害怕再次入睡。

希瑟自然无法知道一位病人到底还能活多长时间，她只能揣测，人之将死时会有一些迹象显露出来。这个人会开始变得昏昏欲睡，并且对吃饭没什么兴趣。病人开始不吃东西会让家人有一种死亡越来越近的恐慌。有时候病人会突然说：我好想吃龙虾。家人听了非常激动，好像看见了生的希望，到处找龙虾，并做了一份丰盛的龙虾餐，结果发现病人只尝了一口便作罢，或者一口都没吃，他可能只是闻了一下便觉得恶心，就让人将盘子端走了。如果病人不想进食，他可以决定是否要需要通过胃管进食，不过大多数病人都不想要胃管，他们根本不想吃东西。

当患者无法再进食时，希瑟会给他输营养液，但是这种做法只能在短时间内帮到他。如果患者不摄入蛋白质，这些营养液将不再被身体吸收并且会在皮肤底下渗出，会让病人的身体变得浮肿。即便如此，她还是会将输营养液的时间稍微延长一些，因为对于那些对病人能活着还抱有极大期待的家庭来说，停止输液这件事会让他们一下难以接受。

死亡要来临时，患者通常会自我隔离，他们不想见任何人，话变得很少。

他开始睡得更多，好像在刻意为自己留出一段安静时光，将自己抽离出来，为即将到来的死亡做好准备。听力是最后消失的一项。患者可能看起来好像睡着了或者失去了意志，但是他有可能一直听得见周遭的声音。在面对看似熟睡的病人时，人们习惯于小声说话，希瑟会提醒他们不必小声，大声说话，放些音乐，患者听得到。

当死亡降临时，呼吸会发生变化，皮肤开始变色。指甲下面的皮肤由紫变蓝。腿上的皮肤开始发灰，腿也变得更僵硬。当希瑟注意到这些迹象，她会即刻给不在场的家庭成员打电话，通知他们这是最后的时刻。

见过那么多次死亡，希瑟觉得人好像会特意选择死亡时间，他们会挑某个特定的人在场时死去，或者正好在某人走开时死去。希瑟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照顾病人的亲人日夜守在床前，当他们对病人说，我去超市买点吃的，十分钟就回来，或我去洗个澡时，病人就在这个时间点离开。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她不确定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某个特定的人在时患者很难离去，也许一个人面对死亡要更容易一些，又或许患者只是想让亲人留下些遗憾因此更惦念他。

如果病人去世的时候希瑟正好在场，她会问家人是否想聚在一起陪伴患者，她会站到一旁，让家人向患者告别。

人们对死亡的反应千差万别。有的人大哭，有的人很冷静，有的人害怕单独与尸体待在一起，有的人害怕死去的魂灵来找他。有时妻子会趴在逝者身上大哭，使劲摇晃他，如果他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婚姻，四五十年甚至六十年，这种状况十分常见。

时机适宜时，希瑟会进行死亡确认。她用小手电筒照向患者的眼睛确认瞳孔不再收缩，之后轻轻为他合上眼皮。她将手指先后放在手腕和脖子上，确认脉搏不再跳动。她听胸腔，并检查手的颜色有没有发生变化。她询问患者家属需不需要通知其他亲戚，是否需要联系神父、殡仪馆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想过这些事，她会替他们来做。她给临终关怀医生打电话确认死亡时间，让医生出具死亡证明。患者使用过的药物需要全部销毁，将剩余的药物用在别的患者身上是违法行为，希瑟需要去冰箱里取出剩余药物，用漂白剂、咖啡将其销毁，或将它们掩埋。


七


当希瑟离开玛丽和芭芭拉的家时，她收到一条信息：居住在附近的她的另一位病人乔治刚刚过世了。她即刻开车去乔治家，停车时见到一位神父正在敲乔治家的门。乔治十分钟前刚刚过世，她的妻子安娜马上给教堂和临终关怀医院打了电话。另外两位神职人员已经赶来陪伴安娜，和她一起祈祷。

乔治躺在起居室的病床上。他微张着嘴，牙齿已经掉光。靠床的墙上挂着一张乔治和安娜的老照片，照片里乔治穿着一身黑色西服，安娜穿着白色礼服。乔治曾经那么高大强壮，长期的病痛让他变成了皮包骨，苍白的皮肤松松垮垮地挂在颧骨上。

神父站在乔治身边，正在大声祈祷。他默默念着祈祷词，此刻房间里安静极了，祈祷完毕，众人回应阿门。

安娜扶着床栏默默地哭泣，希瑟走过去在她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安娜不再哭了，转身面对希瑟。

「我真的眼睁睁看着他走了，他走的时候我没有在洗手间。」她说。

希瑟笑了。安娜常常担心乔治离开时，她会不在场，她碰巧在洗手间或去了别处，她担心自己错过这一刻。

「你怎么样？」希瑟问她。「我们坐下来吧，你想喝点什么吗？」

安娜挨着神父坐在沙发上，神父抱了抱她。这位神父刚来附近的教区 16 天，安娜对他不是很熟悉，不过他给予了安娜安慰。

「许多人会怀念乔治，」神父说。「我很确信这点，我一来到这儿就听很多人说起你们，说起你们对教堂和上帝的虔诚。」

安娜和乔治的女儿来了，希瑟拥抱了她。她去病床前看望父亲，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之后坐到母亲身边。神父起身离开。

「安娜，上帝保佑你，」他说。「我得走了，有任何需要请联系我。」

照顾乔治的护工一直在哭泣，希瑟走向她。

「你还好吗？」她问。

「还好。」

「这是你第一次看到人瘦成这样对吗？」

「不是的。」

希瑟低声询问护工是否需要给乔治清理身体，因为有些人死亡时会弄脏自己，护工告诉她乔治非常干净。希瑟走到床前看了乔治一会儿，她拿出手电筒照向他的眼睛，之后为他合上眼皮。

安娜走到餐桌前坐下，两位神职人员陪着她。

「我以为他会在上周一死去，因为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她对神职人员说。「然而他撑过去了，我以为他是想等到我生日那天。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再多活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撑过今天晚上，我等待着、期待着……」这时临终关怀医院的乐师来了，他们弹起了吉他，唱起了乔治最爱的歌曲 On Eagle’s Wings。

「我没想到临终关怀医院在最后会给我 24 小时服务，太好了。」安娜说。

「现在想想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乔治刚生病时，希瑟对我说，我需要全天候待命照顾他。我想天呐，我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做得到，除非有奇迹。奇迹真的出现了，奇迹常常在人们没留意到时悄悄来临。」

「并且奇迹总是在小事里闪光，」其中一位乐师说。

「你知道吗？」安娜说。「莫林，我的侄女，她是一个护士，每次我手忙脚乱的时候，她就会来帮我。」

希瑟去厨房销毁乔治的药物。乔治的女儿和护工看着她将冰箱里的每一瓶药物销毁。

「你不会拿这些药去做冰毒吧？」女儿开玩笑说。

希瑟笑了。「应该不会。」

「我是老师，」女儿继续开玩笑，「我知道怎么做这些。」

餐桌旁边有一个装着许多瓷器和宗教小雕像的展示柜。墙上挂着教皇本笃十六世的著名标语「不是我的狗被宠坏了，而是我被它训练好了，知道如何配合它。」这是安娜和乔治在 2007 年结婚 50 周年纪念日时送给彼此的话。


八


大多数情况下，希瑟并不会因为患者的去世而过度悲伤，否则就悲伤不过来了，她早就学会了控制情绪。不过有时候还是会被死亡所触动。

她有一位病人 40 多岁就死于黑色素瘤，留下一个十多岁的女儿。这个女人生活得很艰苦，她长期酗酒，是一名妓女，不过她很努力地想改变生活，她加入戒酒协会，开始信仰宗教，她想让自己振作起来。当希瑟去看她时，她总是拉着她说个不停，恨不得把一生的遭遇都告诉她。她时常给希瑟打电话。希瑟想要保护和帮助这位病人，她经历了太多艰辛，并且努力想让自己积极起来。而如今她身患绝症，女儿又还年幼。这位患者喜欢大声朗读戒酒协会给的励志书籍，有时她和希瑟两人握着对方的手一起祈祷。

一天希瑟接到电话，让她马上去那位患者家。当她抵达时发现患者已经陷入昏迷。她的身体并没有死亡，她躺在床上几周后才失去生命体征，不过从精神上而言，她已经死亡了，她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不认识希瑟，也不明白她在说什么。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希瑟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充斥，她原本做了详细的计划想要帮助她。失落从心底涌起时，她意识到她与这位病人已经建立了很深的连接。

患者昏迷的日子里，因为她的幼女无法照顾她，她被安置在临终关怀医院的病房里。许多临终关怀组织都提供医院护理和家庭护理两种服务，希瑟不是这家医院的护士，不过她让相熟的护理人员告知她后续的情况。一个星期二早晨，开周会的时候，希瑟注意到那位病人的名字已经从医院的电脑系统里消失了，她意识到她已经过世了，忍不住大哭起来。

有时候她会问自己，临终关怀究竟在提供什么，尤其当面对垂死的小孩或婴儿时。她不需要再面对幼童患者了，临终关怀机构有专门的护士来照顾小孩。但是她一直忘不了曾经照顾过的一个小男孩。男孩当时 17 岁，嘴里长了肿瘤，肿瘤蔓延到眼睛里，将他的眼珠挤出眼眶，最后扩散至大脑。男孩知道自己看起来有多可怕，他将自己孤立起来。男孩的妈妈也尽量不出门，她不期望朋友们来看望他们。

希瑟并不害怕死亡。她觉得死后的生活可能比现在更好，她非常确信自己能进天堂，与她已逝的家人重聚，想到这种重聚她会觉得很兴奋。同时，她很卖力地履行上帝赋予的职责，期望将来面对上帝时，他会像在圣经里读到的那样对她说：你做得很好，善良而忠诚的信徒。

「记得我吗？」希瑟叫醒露西时问她，她正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我是希瑟，你的护士。」

「我很好，」露西用虚弱的声音清晰地说，并朝希瑟笑了笑。

露西居住在临海的一座公寓里。她是一位小巧的老太太，总是打扮得很精致。她将白发挽成一个小花苞，塞到小巧的圆形发套里。她穿着条纹棉布连衣裙，肩膀上搭一件羊毛衫，指甲染成樱桃红色。扶手椅身后的书架上放着许多相框，展示着子女、孙辈的照片，有婚礼和毕业时拍的照片。书架上还摆放着漂亮的盘子和高脚杯。

露西已经 105 岁，马上就要 106 岁了。她的丈夫去年过世了，终年 94 岁。亲人们都觉得很惊讶，他们原本以为露西会先离开。没人确信是否露西真的明白她的丈夫已经过世，虽然被告知丈夫已经死去，但她好像把这事儿给忘了。她依旧朝他常坐的沙发座位方向抛飞吻。

「我很好，你怎样？」希瑟问。「很高兴又见到你！」

「我已经准备好了，」露西对她说。

「她从周一起就是这样有点糊涂了吗？」希瑟惊讶地问露西的家庭护工英迪拉。

「对，她一直说想要结婚。」英迪拉已经照顾露西十年了，女儿很担心父母没人照顾，十年前请了露西来照顾他们。

「你没开玩笑吧。」

露西在纽约下东区长大，她是家里 8 个小孩中最年幼的。她并没有像同龄的大多女孩那样早早结婚，而是去公立学校担任老师，后来独自旅行去了南美洲和中东地区。在露西 30 多岁时，与比他年纪小十多岁的丈夫结婚，之后生了女儿甄珠。她一直觉得生活待他不薄，她遇见的人都很爱她。甄珠认为母亲的长寿与她的心态并无关系，她觉得妈妈只是基因好。

「我想听歌。」露西说。

「你想听什么歌？」

「《盛夏时节》」

露西开始唱。「夏日时光，生活多安逸，」她用微微颤抖的声音唱着。「嘘，小宝宝，不要哭泣悲伤。」

「真好听，」希瑟惊呼。

「某日清晨，你会起身歌唱，」露西唱。「扬起你的翅膀，去天空翱翔。」

「想试试这个吗？」露西唱完这首歌后，英迪亚问她，并将一个歌词本摊开放在她的腿上。「这首歌是你最喜欢的。」

「《老人河》，」露西唱起来。「浑身酸痛受折磨，我疲惫不堪……」她停顿了一下。

「我厌倦生活，」英迪亚念出歌词。

「我厌倦生活，」露西唱。

下一句歌词是「又害怕死亡，」不过英迪亚跳过了这句。

「但是我持续战斗，」英迪亚唱。

「感觉太好了，」露西边说边朝希瑟微笑，并给了她一个飞吻。

「真好听！」希瑟说。

「太美了，」露西说。

「是的，太美了。」

「我想要……」露西说着说着变成喃喃自语，突然开始大哭起来，嚎啕大哭。

「没事的，我们都在这儿，」希瑟说。「我们和你在一起。」

「你会拥有幸福的一生的，」露西对希瑟说。「幸福本身也是件特别美的事儿。」

「奶奶，给。」英迪亚递给露西一块巧克力威化饼，露西吃了一口。她最喜欢吃这个。

「太美好了！」露西对希瑟说。「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希瑟回答。「是的，我很快乐。」